“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实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再也找不到一味追求大到这种地步的了……”看到1997年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中，有40多万种书（其中新出版的约有92，000种）展出的时候，一位奥地利的作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牢骚。对媒体界而言，年复一年重覆发布的“今年参展的出版社会较去年多出6％—7％”云云的消息，既吸引不了他们特别去报导，也不会使主办单位和参加的人兴奋欢呼。而这样的情形，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上述的感叹或许有点夸大，但的确越来越常听到出版社和书商们抱怨说：“下次图书博览会我不来了！”光本地的出版品便已多得令人眼花缭乱，马拉松式的磋商会谈也令人难以招架。虽然如此，明年这些人还是会来，并且来的人还会比今年多些，因为正如一句俏皮话所说：“因为大家都到法兰克福来，所以每个人都到法兰克福来”；这也正显示出，在我们这充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时代里，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仍旧是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9500家左右的出版社将它们的书籍和顶尖的经理人员送到法兰克福来参展，它们的目的早就不只是卖书而已。这种直接的订货交易，在以前的书市的确是最重要的，但现在主要是买卖一些无形的东西，像是选择权的授与、契约的协商、共同生产计划的拟订、翻译权的购买、出版社促销联合会参与权利的取得、或者是交易条件的讨价还价等。
从战后迄今，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已经蓬勃发展了近50年的时间。1949年约有200位德国的出版商聚集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保罗教堂，这一在被战争摧毁的法兰克福市中心举办的盛会，为这项将近有500年历史的传统重新带来了新的契机。500年何其久！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的的确确已经存在这么久了。
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之子托马斯·寇芮特（Thomas Coryate）在欧洲徒步旅行的时候，也曾经来到法兰克福，稍后并在他的游记里写下了他的观感：“我于1608年9月13日来到了法兰克福”，他先描述看到了16个罪犯被送上绞刑台的事情，当时这个情景可能把他吓坏了。然后他继续写道：“这时候刚好正在举办秋季书展，这个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富裕景象实是无可比拟的。在书街上摆出来的书多如星斗，使我大吃一惊。这条街的盛况，远远超过伦敦保罗教堂前的广场、巴黎的圣雅各大街，以及威尼斯的美彻丽雅（Merceria），真可以说是全欧洲最重要的书籍汇通处。”
然而就在寇芮特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法兰克福这颗书展城市之星也正逐渐殒落。当时信奉天主教，朝廷位于维也纳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设立一个书籍审查委员会，想在书市里展出的书，都必须缴出七本样本；检查不通过的书，就加以没收。反新教的势力如野火燎原，迅速蔓延，但信仰新教的法兰克福市议会却没有勇气与皇帝对抗。早在1569年，当时的哈布斯堡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Ⅱ）就已经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委员会，自当时起，这股冲突其实已经如海面下的暗潮汹涌了好几十年了。
法兰克福市民很快就尝到苦头，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书籍交易所需要的，不光只是便利的交通（当时的法兰克福是欧洲商业网络的总汇），还要有相当的自由度与包容力。检查事件，加上30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一半的疆域变成杀戮战场，不久之后，在较自由的萨克森公国治下的莱比锡，在书市的发展上便凌越了法兰克福，并且一直到那灾难无穷，“千秋万世”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时都还略胜一筹。法兰克福的市民大概已经忿忿不平地看到，那击败它的对手正享受着成功的果实；越来越多的马车，载着一捆捆刚印好的纸张，远从帕度亚（Padua）、米兰、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布拉格，争拥驶进莱比锡。寇芮特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可能就已为所见的景象惊异不已：书展期间，装在接驳船和马车里的，不是一本本的书，而是一个个的桶子。里头装的会是酒吗？当卸货的时候，谜底就揭晓了；果然不是酒，而是一叠叠的印张。这些印张要等找到买主以后，才会送到装订工人那里去，以皮线缝制成册。
有证据显示，远在1240年，当时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Ⅱ），下令维护市集的秩序与安全，并为此设立了市场法庭，使得参加的人能够在没有安全的顾虑下交易，不受干扰，这在那个时代来说，是件非比寻常的大事。不久之后，在市场里开始出现一些手抄文稿的交易，这些文稿有的是从修道院里传出来的，也有的是来自于回教地区的格拉那达等处。从1330年开始，这个市集固定在每年的年初和秋季举行。到了15世纪初的，除了参展人和商人以外，也开始出现了印画工人和抄书匠。有历史资料显示，在市集里分划出一个独立的“书展”，是从1462年的秋天开始的，而大概在同一个时间，住在美茵兹（Mainz）的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铅字活版印刷术。史家们认为，古腾堡的发明——当然这项发明，在中国诞生更早——会出现在离法兰克福不到几公里的美茵兹，是有它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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